老葡京赌场网址
行业
冯利 | 叩问彩票及彩票公益的使命
2018-4-17

【编者按】

彩票自发行以来总体呈逐年增长态势。2000年彩票销量180.6亿元,2016年达3946.4亿元,然而,围绕彩票的争议也与日俱增。早在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,其时中国彩民2亿人中问题彩民约有700万人。2014年审计署对彩票资金进行抽查,2015年披露其问题金额超1/4。彩票自诞生以来,筹资成绩斐然,但各类问题却也罄竹难书。

8月27日慈善蓝沙龙组织了一场题为“风暴之后,中国彩票往何处去?”的主题活动,开场邀请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执行主任宋宗合发布《2016中国彩票与慈善发展报告》,公域合力管理咨询冯利博士作为评议人之一做“叩问彩票及彩票公益的使命”的评论发言,此文为发言内容。

 


 

(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、公域合力管理咨询编著的)《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(2014)》曾以“政府与彩票公益”为题关注过这一议题。今天很高兴能参与这一活动,非常感谢宋老师与我们大家分享他的研究报告。我认为,中国已经到了不得不深度叩问彩票及彩票公益的使命的时刻!


 

《彩票管理条例》明确指出,彩票是指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,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行、依法销售,自然人自愿购买,并按照特定规则获得中奖机会的凭证。然而,我们看到,彩票及彩票公益正在偏离轨道,甚至个别情况显示反其道而行之,成为拥有垄断权的利益相关方自我获利、凌驾于社会、凌驾于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之上的工具。这提醒我们需从头思考这一制度设计的出发点,它最初的理想是什么?为什么存在?存在的使命、意义和价值是什么?在此基础上我们去思考怎么做,怎么做得更好才更具现实意义。否则,就问题而问题的讨论容易使我们迷失方向。
众所周知,彩票在程序设计上将筹集资金与使用资金进行了属性分割。筹集资金一端是利己属性,它的发行是基于人们的利己动机,是为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;而在彩票公益金支出一端,则是为了社会公益事业,是利他动机,它满足的是社会需求,施易于社会公共事业。也就是说,对于购买彩票的人来说,纯粹是个人消费,这与他们花钱买任何商品没有任何区别,他们自愿购买他们想要的,他们不是为了做好事、做公益而买彩票,他们的行为是利己的。而彩票在扣除一系列运营成本后,对筹集的资金进行再分配,赋予这部分资金——“公益金”以不同性质的使命。买彩票的人甚至很多人很多时候是贪婪的,彩票借助人们的侥幸心、冒险精神以及巨大的贪婪得以存续,当彩票回报率及回报金额的设置巧妙、最大化地激发人们的内心欲望时,更会激发购买者的利己动机,使购买者的购买行为更加高涨,而筹集的资金也会越多。与此同时,筹集资金一端不具强制性,而支出一端的受益者也不必承担“千恩万谢”的包袱。这种“利己端”与“利他端”的关联-隔离关系,使得彩票的设置成为一种极其完美的设置!然而,我们不能因两端隔离而忘记它们本是一体的,甚至忘记发起它的初衷。如果没有“利他端”,即服务于社会,服务于社会公益事业的目的,就没有“彩票”!的确,购买彩票的人不会去质问筹集的资金到哪儿去了,用的如何,但“做局”的不能把别人当傻瓜!

 


我们的社会只因其初衷,因其后端——公益金支出目的,才神圣地授权两个部门发行彩票,然而,这一神圣的特权,在现实中是如何被使用的?它是否带来了美丽的景象?我们知道,绝大多数买彩票的不是中产阶级,不是社会精英,大多是社会的蓝领工作者,尽管有的按年支出人均数额不大(2015年财政部公布上半年全国人均购彩约139元),但是,基数大,他们构成了这一产业的主要消费群体。他们只知这是消费品,买的是“概率”,是“侥幸”。大量问题彩民出现,有些人成瘾,而入歧途,陷入贫困;而发行彩票在经营及公益金支出方面均被曝出种种黑幕。我们的制度设计者和权力行使者是否看到了这些?是否看到了暗淡甚至不为人知、不能为人知、难以向社会启齿的事实?是否看到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诸如监管、公益金分配及使用、信息透明、法治建设等等的呼吁却很无力?当我们看到在现实中国,彩票的“利己端”与“利他端”被恶意割裂彼此的关联,被有意过度放大“利己端”,有意回避彩票的初衷去谋利时,我们不能视若罔闻。

 

任何时候,我们强调彩票所有环节需一以贯之地体现彩票存在的价值和意义,质问彩票的使命是否达成、达成的程度如何,其中是否有应有的正当性在保障这一理想、这一使命的达成,都不为过。否则,发行者与赌博公司有什么区别? 

 


 

今天,我们还未制定出《彩票法》,其管理的主要依据仍然是2001年制定的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》,以及财政部在此通知精神指导下制定的《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》和《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》等三个文件。2009年国务院颁布《彩票管理条例》,2012年财政、民政、体育总局发布《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,以及如宋老师报告中提到的,2016年民政部、财政部陆续出台了相关《办法》,但是,目前由于缺乏法律依据,仅靠原有的政府文件已经遭遇到许多窘境。

 

政策不能代替法律。而一直以来由国务院财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彩票监督管理工作,由国务院民政部门、体育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别负责全国的福利彩票、体育彩票管理工作的规定也成为讨论的重点。自己管自己,自己监督自己的设置,从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为各种问题提供了温床,建构了“放纵”的机会和空间。说实话,谁都清楚彩票从发行到支出原则上需要由谁代表谁来监督和管理,比如,一直以来多方建议由多元代表行驶独立监督权,建立国家彩票监督委员会,由政府、学术机构、公众代表和博彩界的人士组成,代表国家实施对彩票的整体规划和管理。它本身在设置上是独立于政府行政系统的独立监管机构,而别国的经验更是提供了有效的样本,但是为什么没有推行呢? 到中国就特殊了吗?中国的土壤和空气会令其窒息吗?

 

我相信,我们今天坐在这里,不是为了再次局限于、停留于描述问题本身,更要溯本求源,建立能够从根本上保障彩票使命达成的法治环境,看看在中国,法治与权力进行较量,到底输赢是谁

 

最后,再次感谢宋老师与我们分享他的研究,这一研究使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行动之紧迫性,也看到了行动的艰巨性。但是,也正因为紧迫、艰巨,才更需叩问彩票的使命与意义。

分享到: